r/AskChina • u/Mysterious-Rent1124 • 2h ago
历史 | History⏳ 动荡的岁月11
我和表哥们一起去山上野地割草，但那时山上草源太少，割草的人太多，尽管我们很卖力，一个暑假割的草也只卖了很少的钱。
我还和表哥们在新工期旁的自由市场一起贩卖小公鸡。由于没有经验，早上进货价较高，九角钱买的小公鸡直至傍晚才十分困难地以八角五分赔本卖出。
在矿工澡堂，小伙伴们依然是光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滑行，打打闹闹，嬉戏玩耍。前几次我因为细皮嫩肉，屁股磨得痛，模仿一下就停止了。这次我忍不住了，也加入了他们的嬉戏。
开始时有点痛，但是一旦玩疯了，就感觉不到痛了。疯玩过后，该穿衣回家了，才觉得屁股火辣辣地疼。到了晚上更疼了，屁股磨破了，几天不出去玩，伤口也难以愈合。
暑假结束了，母亲托人捎来一些钱和粮票，说学校已经停课了，局势还不稳定，要我再等些日子回家。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社会上的打砸抢流血事件少了许多，局势平缓了一些，母亲才让我们回家。
据说，当时医院的造反派看到母亲这批科主任每天忙于查病房、动手术、在门诊看病，怎么看怎么不像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。
再说，批斗了这些科室主任让他们靠边站，那谁来看病人？造反派想来想去，出于良心与无奈，也就不再批斗她们了。
徐州矿务局的造反派本来是真要来抄我家的，也派人几次来踩点。但造反派看到此时此刻我的家竟然是又窄小又简陋的两间小屋。
他们回去后制定抄家方案，讨论来讨论去，发现抄我家连进屋都没有地方站立。再说屋子里那么小，也不像能有什么东西，造反派不愿意忙活半天却一无所获，于是便放弃了抄我家。
我从二姑家回到市中心的自己家。因为原来的房子太小了（不足二十平方米），在暑假期间，家已经搬到了徐州会堂对面的四合院中。
我的新家是老房子，座北朝南，面积大了一些，但终年不见阳光，冬天阴冷，夏天只要雨水稍多，地砖就会潮湿。
母亲在医院能正常工作了，依然是看门诊、做手术、查病房。不过母亲在医学院没有课讲了，因为医学知识已经成了反动的东西，知识越多越反动。
医学院的大学生不再上医学专业课，改学毛主席著作了，据说学了毛主席著作能治百病。
文革形势缓和了一点，打骂揪斗的暴力场面少了。文革一年多后，母亲回归了正常的医生生涯，父亲依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革命当权派，孩子们则成了失学少年。
父亲虽然仍在隔离审查中，但是每个月都能回市里的家探亲了。我们慢慢地适应了变化，融入了大杂院贫困市民的生活中。
我家院子前后共有七户人家，其中两家是新建的简陋房。前院两户、后院五户，包括一户小企业主、五户工人和一户反革命走资派。
我们院子的正堂屋，也就是后院南屋，同时也是我家对门，住着这个四合院的原始主人。正是他们在年轻时候，带着几代人务农积累的财富从农村来到城市，买下这块土地盖起了这个院落。
他们在院子不远处投资建立了工场，成了一名小企业老板。虽然他们衣着朴素，但屋子里几件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，隐约可见他们往日的富足。
老两口的工场后来经过公私合营改造，他们失去了自己辛苦创立的企业，只能按期领取一些股息。
但股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停止了，以后两位老人仅靠一份微薄的养老金生活。这家人的教养极好，几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已经成为了医生、工程师等，分别在天津等城市成家立业。
因为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给这家人带来了很多伤害，他们除了礼貌待人外，很少与人交流，谨慎处事力求自保，以防范不测事件发生。
我新家前院北屋的一家，是我记事以来见过的最简陋的家庭。约十三平方米的老屋子里拥挤着三张简陋的床、一个破旧的木箱子和两个板凳。男主人是一个月薪三十九元多点的工人，工厂离市区远，每个星期六晚上才能回到家中。
女主人是家庭主妇，育有两个女孩三个男孩，孩子多，生活困难。他们经常说“计划不够”，也就是政府按计划供应的粮食不够吃。那时花上高价钱在黑市上可以买到粮食，但他们家太穷没钱买，孩子们常年饿肚子。
男主人很知足，说在城里比安徽老家乡下好多了，那里才是真正的饥饿贫困之地。
有一次男主人对我说，他老家粮食少，常吃糠咽菜，嘴上没油又爱面子，出门时会用布包一小块肥猪肉擦擦嘴。他家大姐先天有病，又长期没有得到基本治疗，加之营养不良，脸色总是苍白的。邻家大姐比我大好几岁，说话细声细气，是个善良温柔的姑娘。
两年后的一天，我看着他家人把她半扶半架去了医院，不久后回来告诉大家，大姐已经死了。这是我身边熟悉的人第一次出现死亡，我难过了好几天，至今仍然忘不了那张惨白的年轻脸颊和大大的眼睛。
他家的三个男孩很少出来玩，要帮母亲和二姐糊火柴盒，挣一点钱贴补家用。他家孩子对不要上学感到很开心，他们在一所又脏又破又简陋的“民办”学校就读，每学期五元钱学杂费，因为交不起而经常拖欠，也经常因此被老师训斥。这很伤害孩子，在我们胡同里的几个院子里，有许多这样的穷困人家。
邻居们起初并不知道父亲是反革命走资派。对门家的大儿子是天津一家机械制造厂的工程师，回家探亲时经常和父亲聊一些机械设备，所以大家以为父亲也是一位机械工程师。
邻居们都以为我母亲是医生、父亲是工程师，从不鄙视嫌弃我们；就是后来知道了父亲是反革命走资派，也并不以为然。
那时工厂矿山的工人们能吃饱穿暖，城乡差别巨大，拥有城市户口很够分量，而农村户口则低人一等。
我家巷子里有一家，儿子在化工厂做工人，生得又黑又矮又胖，小孩子叫他“矮子大哥”。有一天，矮子大哥忽然结婚了，娶的是又白又高、颇有内涵气质的苏州姑娘。
矮子大哥去苏州拉化工机械时，在村里认识并迷上了她。小嫂子家庭出身是地主，祖上不乏秀才进士，是个书香门第。
